邓小莽致力于、比较和超越,谈论如何应对外国文化

小夏 文化 更新 2024-02-23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三点。

中国和中国人今天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就是“投入”。 我所说的“奉献”,是指从静止无常、无所事事的乌托邦式花言巧语状态,投身于国际社会不断变化的时代潮流,进入国际社会的中心做点什么。 这种开放是中国人从未有过的。 我们民族一向趋于保守,哪怕像“汉唐盛朝”那样,也只是不排斥外来的东西,或者有选择地吸收外来的东西,而是从不“投资”,从不采取积极参与外部世界的态度,从不把外来文化本身当回事。 中国人之所以有兴趣与外国人打交道,不是为了在与外界的交往中获得任何利益和发展,而只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实力和自给自足。 这种展示其实是一种亏,就像乡下人招待客人、送礼谈排场一样,只是一种“面子”好看而已。 有人认为,中国曾经是开放的,只封闭了近两百年。 这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观点。 中国的封闭不是几次失败的结果,而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本特征之一,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长城。

实际的长城早已被打破,但心理上的长城从未被打破。 除了与爱国主义的狭隘理解密不可分之外,还与中国传统的出身论、忠于君主的思想和岗昌的伦理相融合,成为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象征。 每个中国人都用长城来代表民族传统的伟大,“破长城”被视为民族耻辱,“毁了我的长城”是**。 我们今天能否从客观的角度反思我们从未怀疑过的想法?

长城曾经是民族的骄傲,但在某个时代,它可以成为民族的枷锁。 今天,随着航空航天事业的高速发展,它只能成为纪念品和装饰品,但心理长城却束缚了我们民族的手脚,让我们在国际投资的前景面前畏缩不前。

毋庸置疑,没有投资就谈不上现代化。 真正的奉献就是奉献。 目前,很多人担心,如果我们投身于国际社会的时代潮流,会不会失去我们的民族特色? 我提出以下反驳:

1.民族认同不是永久的。 我们顺应时代潮流,正是为了锻造我们朝气蓬勃、进步向上、而不是迟钝停滞不前的新民族特色。 如果一个时代不能给一个民族的特征增添新的东西,那么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民族衰落和衰落的象征。

2.民族特色不是想保持就能保持的,想放弃也可以放弃。 有多少华裔美国人,比如物理学家杨振宁、李宗道,在生活中和西方人没什么区别,他们说话还是用汉式说话的; 很多城市都搞过“古街”,但并没有让人“简单而简单”。 多愁善感和一厢情愿是不行的。

3.一个说自己加入国际社会就会失去民族特色的人,就是对这个民族特色太不自信了,或者说,他眼里的民族特色恰好是一件软弱、软弱、无可救药的东西。 不如让这种经不起时代考验的民族特色,尽快丢掉。 应该保留的是民族传统中可以在新时代振兴的强大东西。

4.而这只能通过与国际社会的接触来实现。 一方面,民族传统中强大的东西只能在投资中检验。 今天,很多人倾向于抽象地谈论儒家和道家的“理性因素”,而忽略了许多“理性因素”早已被现实和时代抛弃的事实,实在是迂腐。 另一方面,投资为这些强大的事物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它压制了传统中那些腐朽的东西,使它们不会起到阻碍传统中重要事物的作用; 它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传统的真正价值。 即使是名胜古迹,也只能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真正重视; 从过时的角度来看,秦瓦和汉瓦只配备了一个猪圈。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凡是真心想发扬民族优良传统的人,只有在全面开放过程中,尽可能多地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相反,那些闭门造车地抓住缺陷的人,注定要继承固有文化的糟粕,成为时代的绊脚石。

那么,如何参与其中呢? 技术引进是投资,留学是投资,体制改革是投资,但是如果没有对最根本的投资,即文化心理投资,这一切都会扭曲和变形。 中国100多年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 所谓文化心理投资,就是要了解和熟悉西方。 作为中国人,我们的脑海中必须始终有两个参照系,即中国和西方:不仅要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方,还要用西方人的眼光看自己。 这就是所谓的“文化自我意识”。

要了解西方,形成西方参照系,不仅要了解西方的现代社会,还要了解西方的历史和传统。 虽然中国人不了解自己的历史,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文化,但他毕竟在中国长大,日常生活和语言都渗透着历史; 但是,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只能从历史和文化史入手,而对西方文化最集中的反映是西方哲学史。 过去,我们倾向于片面地从政治史和阶级斗争史的角度来考察西方哲学史,后来又有人提出从人类认识史和范畴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西方哲学史。 我也主张把哲学史看作是范畴演变的历史,但现在我觉得有必要补充一点,西方哲学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也应该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 必须有一种文化哲学的方法,即考察一个时代的文化的一般趋势,它在一般人性等级中的地位或发展阶段,它在宗教、道德、法律、艺术和科学领域的表现,以及它在哲学中的集中反映。 即从人的哲学的高度出发,研究人性在历史中的演变,以期建立“哲学史哲学”和“文化史哲学”。 它探讨了诸如西方文化为什么会崩溃? 其根本依据是什么? 西方人性异化的必然性是什么? 为什么中国文化几千年来始终如一? 为什么中国没有真正的“文艺复兴”,只有倒退? 从范畴演化的角度来看,如何表达这两种不同的运动规律和发展模式?

显然,无论是文化史哲学还是哲学史哲学,都不可能没有它来比较中西。 因此,我们必须谈谈“比较”。 近年来,中国和西方的比较一直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比较中西哲学、艺术、文化的文章很多,但至今还没有有大型的专著有价值。 主要问题是这很困难。 难点有三:对中华文化的整体把握; 全面掌握西方文化; 掌握比较方法的性质、目的、功能和地位。 当代中国不是一个学者的时代,在未来的十年或几十年里,似乎不太可能没有一个真正研究过中国和西方,并得到双方无条件承认的学者。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调整中国文化和学术步伐、决定未来几百年大方向的关键时代。 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心任务,不是要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作出全面深入的结论,而是要确定一种比较的方法。 那么,中西文化的比较方法是什么,或者说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比较法本身本来就是一种经验法,是一种不完全的归纳法,如类比推理,它包含着比较法。 亚里士多德举了一个例子:雅典与底比斯作战是一件坏事吗? 首先要提一下底比斯人和方廷人都在战斗中被击败的事实,这是一件坏事;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与邻国的所有战争都是糟糕的; 既然雅典人和底比斯人之间的战争也是一场邻国战争,那一定也是坏事。 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这种方法是严格的逻辑推理,而是称其为“言语的归纳类比”,其目的只是为了让人们相信除了“假设”之外没有因果必然性。 在中国,类比推理一直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主要方法,而阴阳五行、天人归纳、“练气智平”等各种经典理论都是基于直观的类比。 比较法的这种原始形式,作为一种有目的地收集信息、区分类型、指出进一步研究方向的手段,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但终究需要改进。 当下,学术市场上充斥着大量无用的比较,使用两个彼此无关、只是表面上相似的人物或理论,被从历史中割裂出来,相互比较,或是为了好奇,也是为了满足某种民族的傲慢, 这没有理论意义,并且破坏了比较研究的声誉。

历史和理论的结合对黑格尔来说做得更好。 虽然他的历史哲学、哲学史、美学史、精神现象学等讲演有许多牵强附会的东西,但总的倾向是正确的,即逻辑被渗透到历史的描述中,在逻辑的演进中,体现出一种伟大的历史感。 逻辑的东西同历史的东西是一致的,这一点,已经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充分肯定。 这不是黑格尔凭空发明的主观方法,而是反映了历史偶然现象背后隐藏着必然规律和普遍共性固有的客观事实。 我相信,正是这一事实构成了一切可比的基础。 不管比较如何,比较两个不同的东西就是在不经意间承认了这个事实。 黑格尔是第一个这样说的人(以理想主义的方式)。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西文化的比较使问题变得明显。 中西文化的可比性是建立在历史逻辑的一致性之上的,即要从同一人性发展的两种不同形式的全局来看中西文化的历史发展,从两种不同“规律”的比较出发,探究人性结构中的不同“层次”。 因此,要有一种超越中西文化局限的人性观,即一种哲学的人类观。 那么,如何“超越”呢?

近年来,哲学界的中青年学者之间发生了一场有意义的辩论。 有人认为,现代西方哲学远远领先于我们,我们绞尽脑汁沉思的一些问题,在西方已经解决了,而我们甚至没有想到西方人现在正在考虑的问题。 因此,当前哲学界的首要任务是引进一大批国外学者进行翻译,他们应该诚实地向西方学习,而不是自己想出一个巧妙的理论体系,以免重复工作和浪费精力。 另一组人认为,翻译、介绍和学习都是必要的,但应该基于自己的反思; 哲学本质上不是学来的,而是人生的体验和人格的升华; 消化外来思想与引进外来思想同样重要,经济落后的中国在哲学上不一定如此落后,中国人近几十年来的生活经历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如此巨大的时代差异(相当于从中世纪跳入信息社会)可能会产生高水平的哲学。

在我看来,后一种观点大致可以包括前者的观点。 我们引进和学习外来事物,最终目的就是超越,不仅要超越西方,而且要超越中国,这才是真正“哲学”的本质,也是哲学家与“哲学家的工匠”的根本区别。 哲学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艺术,真正的艺术总是普遍的、超验的和纯粹的个人的。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争论哲学上应该提倡西方中心主义还是种族导向理论,我们应该提倡“个性理论”和“百花齐放”。 当然,如果你想超越,哲学不是可以超越的东西。 个性不是固执的,而是超越自我的结果。 为了突破自我的局限,提升自我的境界,就必须向一切可能性敞开自我,不带偏见地考察、审视、研究、吸收一切被人类认定为精神财富的事物,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构建新的思想体系。

当代有三大思潮,一是马克思主义,二是现象学,二是科学哲学。 要真正深入了解它,就不可能没有西方哲学和文化史的知识。 那些渴望超越的人,必须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

要投资,我们必须比较,要比较,我们必须超越,要超越,我们必须投资。

投入是比较的前提,比较是超越的前提,超越是更好的投资的前提。

投入是比较,比较是超越,超越是真正的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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