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回忆长征：“**红军主力还剩下6000人。
长征期间，我们从江西出发，经历了艰苦的跋涉，但在两万多英里的旅途中，我们很少见到共产党的一个支部。 但是，我们在陕北找到了革命的根据地，就像在绝望中找到了生命一样，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的规律，但往往充满意外。 虽然当时陕北的根据地不大，陕北的红军比较薄弱，而且正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之中，但这个革命根据地的出现，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奇迹般的发现。
黄克诚曾提到，如果红军没有进行长征到达陕北，陕北的革命根据地就很难守住。 然而，正是这个小小的革命根据地在当时发挥了关键作用，让红军在这里站稳了脚跟，恢复了活力，重新获得了力量，为后来建立红军首都和抗日圣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志丹的不朽功绩，体现在陕北根据地的建立和防御上。 虽然高刚后来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协助刘志丹建立陕北根据地的功绩是无法抹去的。
长征期间，哈达普先头部队休息时间太短，体力消耗尚未恢复。 因此，在前往陕北的路上，不断有人被抛在后面。
军队政治安全机关认为，散兵游勇与抑郁症有关，怀疑散兵游勇会叛逃到敌人身边。 为此，他们采取了残酷的惩罚措施。 当时，我是军事裁判所的负责人，上级当局将那些落后的人交给我审判。
我非常同情这些同志的困境，特别是两位周管科科长，他们在战斗中负伤，现在正在接受审判。 我去找纵队司令员彭雪峰，希望能为他们求情，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情况很特殊，不应该受到太严厉的惩罚。
可是，我的努力却遭到了政治部两位领导同志的训斥，他们说我连这件小事都处理不好，实在没用。 最后，管理科科长被押送走了，我失去了裁判官科长的职位，以后也不再参与审判的刑事案件。
我还记得长征时邱翔、康胜阳、曹启贤等人的名字。 上次，由于反对纪律整顿和干部考试，已经给一些领导同志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这一次，我拒绝执行处理那些散落的人的指示，这使他们的怨恨更加严重。 一位领导同志毫不客气地说：“像黄克诚、吴书志这样的人，年纪太大了，什么工作都做不了，连红军战士的标准都达不到（注：黄克诚虽然不强，但他的才能和贡献并没有被忽视，他的成功也不是偶然的）。 ”
1.彭先生和黄克诚听到这句话，我保持沉默，小心翼翼地跟着部队的行军，唯恐落伍，受到惩罚（注：现实是残酷的，大部分历史事实都是这样的，向烈士致敬）。
我们一路推进到陇东高原，蒋介石调集胡宗南司令部和东北军、西北军沿途阻挠，只能边行军边抗敌。
10月初，在白羊座城取得了胜利，击败了东北军的一部分。 之后，我们爬上了六盘山，继续上路。 行军很长，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停下来扎营。
虽然疲惫不堪，但我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注：艰苦的行军是最难忘的回忆），直到晚上11点，我才到达大安营地，放下了心中的包袱。
当时我还不是很老，只有三十一岁，我在山洞里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我就可以和这群人一起行军了。 10月19日，我们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今吴起县），看到了红军在陕北张贴的口号和苏维埃的宣言（注：红25军的宣传工作已经做好了）。
这时，敌人的一支骑兵部队追上来，我军组织反击，成功击退了敌人，俘虏了一些士兵。 我们第十团团长黄震在这场战斗中阵亡。
长征结束时，红军主力历时一年，穿越11个省份，行进了25000里，到达陕北时，只剩下6000多人。 黄克诚自述的推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