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姆,美国苹果公司现任首席执行官。 库克是首席设计师,他将苹果的所有制造外包,并使苹果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无工厂制造商。 有一次,在回答日本经济新闻记者关于苹果如何挑选最佳商家的问题时,库克说:“我们做产品的方式是观察所有国家,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技能,然后从中选出最好的。 这句话表明,像苹果这样组织和运营全球价值链的公司,一般都会根据其比较优势,将任务分配给位于不同国家的公司。
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也会发生变化,这将导致全球价值链地理布局的重构。 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国人均GDP已突破1.2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任务方面不再具有比较优势。
中国曾是韩国最大的三星手机组装基地,2024年三星手机在中国组装数量为1台56亿台,占三星当年手机总出货量的50%。 然而,由于中国工人的工资不断上涨,三星逐渐将手机组装业务转移到越南。 2024年,在越南组装的三星手机数量达到1部48亿台,占三星当年手机出货量的51%;而当年在中国组装的三星手机则跌至031 亿台。 2024年,三星关闭了位于中国惠州的最后一家手机组装厂,而越南正逐渐成为世界第二大手机出口国。
三星手机装配线从中国转移到越南,也让一些消费者感到不舒服。 我的一个来自非洲戛纳的学生曾经告诉我,他买了一部越南制造的三星手机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怀疑这是“假三星手机”,因为手机背面印着“越南制造”。 听完我的课,他明白了三星手机为什么在越南制造,他不再怀疑自己买了假手机。
根据日本国际贸易振兴委员会2024年对日本海外企业的调查,在华日本企业雇用一名普通工人的成本为每年12,900美元,包括基本工资、加班费、奖金和社会保险等所有费用在越南,同一名工人的成本为每年 4,570 美元。 中国普通工人的成本几乎是越南的3倍。 在中国聘请工程师的全部费用为每年 19,200 美元;在越南雇用工程师的总成本为每年 8,800 美元。 显然,越南和中国之间的差距,无论是普通工人的成本还是工程师的成本,都已经非常大了。 对于主要依赖低技能劳动力投入的外资企业来说,中国相对完整的一流链条和产业集群,以及良好的交通通讯设施,都无法弥补两国劳动力成本的巨大差距对企业利润的影响。
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工艺从中国向越南转移,是经济因素驱动的全球价值链重构现象,是全球化下市场竞争的结果。 然而,中美战争和新型冠状病毒等非经济因素对全球价值链稳定性和可靠性的影响加速了这一进程。 到目前为止,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约2500亿美元商品被征收了25%的惩罚性关税。 这大大增加了在中国制造、组装产品,然后将其出售给美国进行全球价值链运营的成本。 如果中国企业支付这25%的关税,所有出口商都将亏损;如果美国买家支付关税,他们的利润无疑会大大降低;如果美国消费者支付25%的关税成本,他们将减少对中国制造产品的需求。 无论哪种方式,都不利于中国企业向美国市场出口。 根据美国消费品协会(Consumer Technology Products Association)最近的一份报告,2024年7月至2024年12月期间,美国公司为从中国进口的技术支付了约320亿美元的关税。 由于关税,美国公司增加了从越南等国家的采购。
更严重的是,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时,是基于产品的全部价值,而不仅仅是产品中所含的中国公司制造的零件。 将国外零部件运到中国,组装成成品,再销往美国,是跨国公司以中国为制造和装配基地的标准模式。 这一价值链**的关税负担随着产品总值的征收方式而成倍增加,放大了美国征收的25%关税的负面影响。 在我的著作《中国出口之谜:解码全球价格链》(The Mystery of China's Exports: Decoding the Global Price Chain)中,我衡量了25%的关税对iPhone X出口到美国的影响。 iPhone X全部制造价值的关税约为102美元,相当于iPhone X中包含的中国公司提供的所有零件和组装服务成本104美元的100%。 换言之,美国对中国组装的iPhone X征收的关税税率是100%基于中国对iPhone X的贡献的附加值。
在越南制造和组装产品,然后出口到美国,不仅大大降低了劳动力成本,而且还消除了25%的惩罚性关税。 因此,以美国为市场,将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到越南,是规避美国关税的有效选择。 中美战争爆发后,日本夏普和任天堂已将服务美国市场的产能从中国转移到越南。 苹果的无线耳机AirPods是被征收关税的产品之一。 中国的歌尔股份是AirPods的主要组装厂。 2024年,歌尔股份投资了26亿美元,将AirPods生产线迁至越南。 沃尔玛每年从中国购买约500亿美元,还计划将其全球采购中心迁至越南。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美战争开始后,中国对越南的投资大幅增加。 2024年1月至6月,中国企业在越南投资61亿美元。 然而,从2024年到2024年的18年间,中国对越南的累计投资仅为97亿美元。 2024年上半年,越南七大投资项目中有五个来自中国。 这5个投资项目包括2个投资6亿美元,21亿美元投资和赛轮集团的2投资8亿美元。 中国企业在越南的大规模投资表明,中国企业也有动机利用越南的工厂来规避美国的关税。
过去几十年的超级全球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为跨国公司通过外包或直接投资将组装、劳动密集型产品制造、标准件制造等工艺分配给中国企业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从而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制造业价值链。 在我的著作《中国出口之谜:解码全球价值链》中,我详细讨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 然而,中美战争的爆发和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蔓延,使得第一链的多元化成为未来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重要方向。 无论是“中国加一”的战略,还是“在中国为中国”的战略,目标都是减少对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依赖。
去年,奥地利和印度发表了关于加强**链韧性的声明,其核心是**链的多元化;以美国为首的18国部长级链条会议,不仅强调链条的安全性,还呼吁链条多元化。 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认为,链条多元化将是增强链条韧性、引领链条重组的三大因素之一。 目前,所谓的**链多元化,就是一直没有说出来的“去中国化”。
越南是CPTPP成员国中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国家,2024年越南与欧盟签署了自由**协议,越南15-64岁的劳动人口约为7000万。 我的许多学生来自越南。 他们告诉我,越南正在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模式,欢迎外国投资,欢迎从中国转移的第一条链,希望通过加入全球价值链来促进出口增长,最终实现工业化。 越南开放的投资环境和充满活力的劳动力现在是许多跨国公司实现链条多元化的自然选择。 自2024年日本**提出加强**链的韧性以来,日本国际贸易振兴会负责支持日本企业**链向东南亚转移。 为日本**连锁店的多样化提供高达50亿日元的新投资补贴。 在日本国际贸易振兴委员会批准的103个产业链多元化项目中,有40个项目是针对越南的。
正确的时间和地点使今天的越南成为重建全球价值链的幸运儿。